全面内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一)全面内战爆发

　　蒋介石玩弄惯用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与中共进行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发动向解放区进攻。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政府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和东北的人民军队，完全否定坚持八年抗战的东江抗日纵队、琼崖纵队及坚持十四年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当日本进攻东北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放弃了整个东北，国民党在这里几乎无一兵一卒。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1945年10月就空运两个军在秦皇岛登陆，分两路挺进东北。1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保安司令的杜聿明，率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挑起了关外的内战。在1946年初的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又向这里增兵7个军，向解放区分路进攻，先后攻占抚顺、铁岭、鞍山、营口等地。值此东北内战愈演愈烈之际，周恩来在4月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时局的重要讲话，指出：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军队已达28．5万人，加上政府计划增派的8个军，总数将超过50万，大多数部队都是美械师，其目的“是增加冲突，扩大战争。”国民党在完成了全面挑起内战的准备之后，于6月26日以2l万余兵力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1946年11月15日伪国大召开和伪宪法的制订，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殆尽。进入11月中旬，国民党调集三路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和平谈判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11月19日，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结束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29日，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的关系，放弃国共调处工作，退出三人会议，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驻军调部的人员。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6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美军人员撤退。此后，美国政府更加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蒋介石随即迫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代表离去。2月21日，国民党首先强迫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叶剑英等全部撤离。随后又限定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及有关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同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也被封闭。

　　接着，国民党于3月15至24日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全会开幕词中，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声称：“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我敢断定，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陈诚更狂妄地宣称：“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了。

解放战争时期的统战方针政策

　　(一)《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7月一年的时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入战略反攻。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提出：“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而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党的任务和各项政策是不能分离的。

　　他在阐释三大经济纲领时，处处包含了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

　　1．坚决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报告指出：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来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并提醒全党：“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要防止重复过去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到1948年9月，约有一亿农民得到了土地。解放区土地革命的胜利，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打下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打败蒋介石创造了更为充分的条件。

　　2．保护民族工商业。报告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相反，“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在革命胜利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党过去在对待工商业者所犯过的“左”的错误，是绝对不许重复的。

　　3.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回顾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我们党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至关紧要，“统一战线还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二)《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

　　党的十二月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由毛泽东于1948年1月18日写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中。这个党内指示详细阐述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特别强调、重申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有关方针、政策。

　　1．针对当时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存在着的“左”的倾向，批评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贫雇农的带头作用，“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2．强调要团结、教育和任用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对他们，“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

　　3．论述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十二月会议和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及《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规定了党在这一时期的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和防止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证了党的目标的顺利实现，对于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反蒋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一)第二条战线形成的社会原因

　　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斗争战线；第二条战线是1946年到1947年5月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原以为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国的支援，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就可消灭共产党，但事与愿违。由于军事上的惨败，在经济、政治上也陷入严重的危机。蒋介石为克服经济危机，为维持发动全面内战的巨额战争费用，一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的大量物资和贷款；二是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三是滥发钞票。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占财政预算的83％。为弥补赤字，财政部在上海的五家印钞厂全部开动，仍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到美国、英国去印制，由飞机空运回国。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为1946年的5倍。这种滥印钞票的愚蠢之举，又引发了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100元法币在1933年尚可买到两头牛，到1946年只能买到一只鸡蛋，到1947年只够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信封贴在邮票上”，就是当时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人员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就是这样地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了饥饿和死亡的深渊，“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政治上，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抗战胜利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侵略和压迫；蒋介石出于反共、独裁的需要，不借以卖国来换取美国的支持与欢心。从1946年11月起，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美军在中国的横行胡为，更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使广大人民更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

　　(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与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军事、政治、经济的变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一个新的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加强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和组织，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同时，于1946年底；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城工部，由周恩来兼任城工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下设党务、统战、农村、文教、顽军五个组。规定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随后，各中央局和有关区党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也相继成立了城工部，为开辟第二条战线进行了组织准备。上述举措，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指导作用。

　　1．学生反美抗暴运动。1946年12月24日傍晚，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祟的严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反而通过中央社为美军辩解，说什么“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甚至还诬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顿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北大爱国学生义愤填膺，高呼：“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军必须滚蛋”。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5000多学生联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学生们贴标语、散传单，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并在美军肇事地点东单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美军暴行。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全国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支持学生反美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进行反美反蒋的第一炮，标志着国统区人民斗争新高潮的到来。

　　2．“五二○”运动。1947年2月9日，上海第三百货业工会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在劝工大楼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筹备大会。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行凶，当场打死该工会的梁仁达，打伤100余人，制造了“二九”惨案。2月中旬，国民党又在北平进行全市大搜捕，非法搜捕了各界人士和学生2000多人。5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特别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比抗暴斗争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蒋介石发表谈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裁”。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

　　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游行队伍走到珠江路时，遭到了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的宪警特务的毒打，造成重伤20人，20多人被捕。在国府路口，游行学生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冒雨和军警对峙达六小时之久。这就是震谅中外的“五二○”惨案。同一天，北平学生1万5千人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示威游行五小时，结束后返回北大红楼广场举行大会，决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届时游行示威。在天津，南开、北洋两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途中遭到特务殴打，多人受伤。“五二○”大示威游行之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持续一个多月，有近百万名学生参加了罢课、游行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形成了反对美蒋斗争的新高潮。

　　“五二○”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的提出，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分散的小型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斗争。无论从性质或规模上看，都已有了质的变化，从而标志着“五二○”以后的学生运动已成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斗争的一条战线。在国统区形成的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蒋爱国运动，到1947年上半年汇聚成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构成了反蒋的第二条战线。迫使蒋介石必须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统区人民两条战线上作战，使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

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转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巩固和扩大

　　(一)第三条道路的破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独裁、卖国的反革命道路；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道路。民主党派中的少数人鼓吹中间路线，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严守第三者立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1947年4月，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和平的死因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对待民主党派中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党派的压制、迫害，使他们打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认识到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作出抉择，其中绝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转向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而使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

　　(二)民主党派在斗争中前进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疯狂镇压，对民主党派进行迫害。

　　继枪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国民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残酷镇压，使得各民主党派处境日益艰难，被迫相继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在这困难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盟等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活动，努力开展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总结了民盟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中间路线，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会议明确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国民党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召开了两次会议，为联合创建国民党革命派组织进行准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成立后，民联和民促仍作为一个组织继续存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当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完全站到人民民主等方面来了。从而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孤立了反动顽固派。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

　　1948年1月后，在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民联、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领导本组织的成员开展了大量而很有成效的反美反蒋活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摘自中央统战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