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郑重宣布：“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它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民主建国会中央也于5月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各民主党派在广泛开展响应“五一”号召，讨论新政协的活动中，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渐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爱国将领争取工作的胜利

　　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中共的政治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利用国民党军队中的矛后，积极争取、策动国民党爱国将领起义投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上至“剿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下至警察局长、师旅长等，纷纷倒戈。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的四年中，共争取敌军以84万人起义，29万余人接受我军改编，从而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一)吴化文起义

　　1948年9月18日，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部考虑到，如能争取国民党守军的西线指挥官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起义，对济南战役的全局至关重要。同时，也分析了吴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因非蒋介石嫡系，长期受歧视、排挤，而对蒋不满的一面，有起义的可能。为此，中共济南市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开展对吴的争取工作。农工民主党、民革也积极予以配合。9月16日，在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敞开了进入市区的大门，使解放军迅速攻进济南，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及其他一批高级官员。25日，吴化文等人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起义后，吴化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二)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诚

　　1948年10月17日，担任长春东半部驻守任务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我10万兵力的长围久困下，经过以孙公达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积极工作，率所部四万余人通电宣布起义。曾泽生的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严重动摇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军心。中共也加紧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周恩来亲自致书郑洞国，规劝他“时机急迫”，“速下决心”。郑接到信后，终于下决心，于10月19日率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和新七军全部官兵投诚，使长春和平解放，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进程。曾泽生所率部队完整地纳入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

　　(三)傅作义起义与北平和平解放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著名爱国将领，一是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1933年到1945年；他满怀爱国热情，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战功卓著。由于他能较好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与共产党的干部交往较多，引起了阎锡山、蒋介石的猜忌与不满，说他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意即与“八路军”相差不远了)。虽然如此，且又非蒋的嫡系，但因为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声誉颇佳，蒋还是委任他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对蒋给予的加官晋爵，也心知肚明是蒋想利用他的力量与影响来为蒋火中取栗。因此，他处处提防不被蒋吃掉，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势力，采取以走的姿态对付国民党，以联合的要求寄希望于共产党。到1948年11月，随着东北解放军的秘密进关和对傅军的分割包围，围而不打，特别是作为傅作义命根子的三十五军的被歼及随后天津的解放，使他欲走无路，欲战不能。在我军对北京的军事逼迫的同时，华北城工部正确贯彻运用中共中央的方针，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傅作义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在与傅的代表进行的多次和平谈判中，我们充分考虑傅作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傅的利益。傅作义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下定决心，于1949年1月21日向下属宣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毅然率领所属的50万官兵站到人民的阵营中来，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欢庆北平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座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和大批珍贵文物完好地得到保存，使20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燹之灾，大大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对他说：“谢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四)程潜、陈明仁起义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30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名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政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8月2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指出：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等人的起义和他们的起义电文，不但为湖南和全国人民所欢迎，而且不能不在国民党残余力量中引起重大的反响。

　　(五)董其武、陶峙岳、刘文辉、卢汉起义

　　1949年9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和兵团司令官孙兰锋通电起义，宣告绥远和平解放。稍后，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近十万人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12月9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联名宣布起义。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

　　除上述重大起义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团结教育工作，国民党军官起义频频发生，仅1949年就有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官兵570多人于吴淞口外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之灵甫号、长治号、昆仑号等10艘军舰和空军人员驾驶20多架飞机举行起义。国民党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由总台长唐秉琳、游击炮团团长王德容等率领在战场上起义，使江阴要塞当即解放。在上海战役中，上海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率部3万多人起义。就连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也率部分官兵起义。

　　所有上述国民党军政要人、爱国将领的起义，对于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失败，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最终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统一战线思想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的失败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好思想、政策的准备，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向全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根据报告精神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批准了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理论政策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革命胜利后的基本矛盾确定了基本政策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据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各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政治上要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地团结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便孤立反革命势力，战胜敌人，建设自己的国家。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归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利用、限制城乡资本主义，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向着集体化方向发展。

　　(二)阐明了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性质及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规定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又阐明了各个阶级在这个政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第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第二，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有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第三，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必须利用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市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他们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第四，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也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怎样贯彻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政策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并要求“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区域或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代表我党检讨了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态度，指出：“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隆重召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经过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筹备，于1949年9月2l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一)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筹备新政协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安全地将在香港、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

　　1948年8月，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负责指挥、中共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担负接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的工作开始了。为使工作做到万无一失，中共中央又派钱之光前往香港，同香港工委负责人方方、连贯、章汉夫、潘汉年、夏衍研究，部署接送事宜。经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周密部署，精心安排，克服困难，成功地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郭沫若等300多位民主人士分四批护送到了东北、华北解放区。

　　与此同时，在北平、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将吴晗、周建人、雷洁琼、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田汉等人护送到了中央城市工作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中共中央派邓颖超携带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廖仲恺女儿廖梦醒陪同专程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商筹”“建设大计”。8月28日，宋庆龄在邓、廖陪同下乘专车抵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50人到车站迎接。

　　为适应工作的需要，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统战工作从中央城工部分离出来，恢复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建制，由李维汉任部长，高文华任副部长，由中共统战部具体承办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名单。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8月下旬，由于李维汉跌伤，由林伯渠代理该职)。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第一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组长李维汉；第二组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法，组长谭平山；第三组负责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第四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长董必武；第五组负责起草新政协会议宣言，组长郭沫若；第六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各项准备工作于9月初完成。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新政协各项文件草案。会议决定将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新中国诞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会议代表共662人，全体代表推选出毛泽东等8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马寅初、郭沫若等3l人，组成主席团常委会，林伯渠任大会秘书长。

　　中共中央主席、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主持开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周恩来作了关于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9月27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四项决议案：(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改名为北京；(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当年为1949年；(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会议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于27日和29日先后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件。

　　9月30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进行了两项选举：

　　(1)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2)选举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0月9日，由政协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毛泽东为第一届人民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在选举之后，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碑文，并在会议闭幕后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当日由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大会宣告胜利闭幕。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会议推选林伯渠为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0月1日下午，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人群、旗帜、彩绸、鲜花和彩灯，汇成了喜庆、欢乐的海洋。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亲手升起了我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庄严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由全国人民长期共同奋斗的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摘自中央统战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