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选集》中，有一篇题为《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的文章，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十年中，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关心与保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蛊惑煽动红卫兵打、砸、抢，冲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外爱国民主人士。

8月29日夜，大约30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著名民主人士、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30日清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汇报红卫兵抄家时的蛮横行动，请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周总理看后，马上部署了对章士钊的三条保护性措施：一是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是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工作，劝阻红卫兵再次抄查；三是秘密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以保其人身安全。

在对章士钊进行保护的同时，周总理想到了大批与章处境相同的党内外干部和朋友，他意识到：这些同志和朋友也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保护。因此，就在8月30日这一天，周恩来总理亲自动笔开列了一份著名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包括有党外高级民主人士，也包括有党内的高级干部。名单列出的应保护的13位党外高级民主人士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周总理根据他们各自不同情况，千方百计对被保护人实行了多种有效的保护措施。

9月1日，周总理给解放军301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批特殊的“病人”。周总理将被保护人从他们的家中接出，用假姓名住进医院。到医院后，由部队的解放军同志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院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张治中、章士钊、程潜、蔡廷锴、李宗仁等都是用这种办法保护起来的。

对思想不通或其他原因不能离家的人，如傅作义、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等，周总理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穿便衣，臂带红卫兵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执勤，以阻止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让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联系，请他们予以大力配合。

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等要职，对她的保护更是被周总理列为重点。由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上海，只在每年国庆节期间来北京参加活动，而当时的上海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活动的重点地区，对此，周总理很不放心。予以保护的名单列出后，周总理亲自做宋庆龄的工作，恳切劝其住到北京来。宋庆龄理解周总理的一片苦心、一腔真情，终于同意了周总理的安排。宋庆龄到北京后，周总理把自己身边值得信任的同志调到宋庆龄处，专门主管宋庆龄的各项事务，确保她的安全。周总理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给他们讲孙中山革命的功绩，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合作战斗的历史和贡献等，说服教育他们尊重宋庆龄，不许蛮横无礼。经过周总理的反复细致工作，终于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红卫兵冲击宋庆龄住宅的风波。

在周总理的尽心竭力的关心与保护下，名单上的13位高级民主人士都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然而，受到周总理保护的岂止名单上的人，许多民主人士、科学家、文化艺术界人士等等，同样都受到过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各种方式的、直接间接的关心与照顾。从周恩来总理身上，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这些党外朋友，同时也鼓起了生活和斗争下去的勇气，坚信总有一天形势会好起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没有让他们失望，周总理更是活在他们和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