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广大文化界、知识界的民主人士之间的亲密友谊和合作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经受过各种艰难困苦考验的。在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总是尽己所能、千方百计、不畏牺牲对进步朋友加以关照。40年代，中共中央曾两次下达指示，在香港组织营救大批文化界人士脱离险境和接送大批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就在这天，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先后两次电示中共驻港代表廖承志等，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集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现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次日凌晨，在日军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突然向香港九龙进攻。12月9日，周恩来又急电廖承志等，对文化界人士撤离香港的路线做出明确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紧急指示，在港九的中共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立即全力以赴，投入秘密营救的斗争。在日军海陆严密封锁和交通工具异常奇缺的情况下，营救工作主要分两路进行：一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再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另一路从香港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或广州湾，再分别从广东境内入桂林。少数人士从其他路线脱险。当时位于广九铁路两侧的东江游击区范围窄小，粮少物缺，生活供给非常困难。东江游击队人不逾千，枪支不过500，又面临日伪和蒋介石军队的夹击，脱险人士进入游击区不宜久留。对此，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游击队之间，频频密电磋商，周恩来还专门对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张友渔、胡绳、戈宝权、沈志远、刘清扬等数十人的去向，分别作了具体安排。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备了20万元营救费，分汇东江和桂林。

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南方局领导下的广大党员和东江游击队，在这场秘密转移大营救中，历时近200天，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市，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奋不顾身地与日军、伪军、顽固派、土匪等斗智斗勇，出奇制胜地营救出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护送到抗日大后方和安全地区。其中著名人士除上述者外，还有茅盾、夏衍、胡风、黄药眠、沙千里、高士其、宋之的、金仲华、叶浅予、范长江、梁漱溟等。

第二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至1949年。1948年4月30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五一”号召发表后，得到了主要以香港为基地开展民主斗争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想方设法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当时的香港，国民党特务云集，港英当局倾向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去解放区，困难很大。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和中共中央派往香港工作的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作了很大努力，从1948年8月开始一直到1949年3月，分四批把民主人士从香港安全接送到解放区。第一批接送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10余人，他们于1948年8月，乘坐中共开办的“联和公司”租借苏联货轮，以运货为名，经台湾海峡、大连，到北朝鲜的罗津，然后赴哈尔滨。第二批是11月23日出发，乘由中共新开设的，“华润公司”租借挂揶威国旗的货船。船上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等人。船经大连，在大东沟抛锚后改乘小船上岸，再经丹东到哈尔滨。第三批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翦伯赞、梅龚彬、沈志远、、孙起盂、吴茂荪、李民欣等30余人。如此多的民主人士离港，目标很容易暴露。对此，周恩来十分重视，直接电示具体安排，要求确保安全。这次仍租苏联货船，时间是12月26日晚。为了安全，负责接运工作的同志，事先都个别通知上船地点，互相都不知道何人同行。他们打扮成经理、客商、学者等各种类型的人物。李济深是在当晚参加完一次国民党要员的宴会后上船的。船到大连后，这批人由大连乘专列经沈阳抵达哈尔滨。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的，有黄炎培、盛丕华等人，3月25日到达北平。当时国民党对这数百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突然离港，感到非常惊奇，只有自叹丧失民心、挽天乏术了，不得不承认其政治上的失败。

中国人讲，患难之交见真情，风雨同舟是好友。从中国共产党对进步朋友的关照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制定和执行，是有历史的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