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写过不少史论和史剧。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历史剧《棠棣之花》，接着又写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剧，借鉴历史故事，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揭露民族败类的卖国投降政策。毛泽东高度称赞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一些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于1645年终于陷入失败的过程，从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毛泽东看后，引起了高度重视，在同年4月12日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1月21日，毛泽东又亲笔给郭沫若写信，信中说：“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从毛泽东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党外朋友所作出的成绩是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的，对党外朋友的警世忠告之言是高度重视、引为鉴戒的。